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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鲁尔工业区治理雾霾的措施与启示

  20世纪70年代,鲁尔工业区在继续加大第一阶段改善基础设施和推动矿冶工业现代化的同时,加大开放力度,努力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重点通过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逐步发展新兴产业。为此,北威州制定了特殊的政策吸引外来资金,例如凡是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到北威州落户,将给予大型企业投资者28%、小型企业投资者18%的经济补贴[ 参考自谢静的文章《德国鲁尔:从未停止的创新》,国际金融报,2013年05月28日。]。

  回顾德国和鲁尔工业区雾霾治理之路,德国人为“环保梦”付出了沉痛代价,但最终坚持了下来,如今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在不断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德国非常重视科技的应用,包括不断加强空气净化处理等技术密集型的环保产业,切实加强分析研究大气污染的源头、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检测手段、实时在线监测污染源等。德国人在执行环保法规方面不打折扣,所以很少有人会想方设法为超标的应报废汽车造假,以通过年检继续使用。对企业而言,尽可能利用先进技术来使得环保达标也自然成为最好的选择,因为超标排污交的罚款要大大高于企业自身进行环保治理的费用。

  1985年1月18日,雾霾笼罩德国鲁尔工业区,空气中SO2浓度超过了1800微克/立方米,这次是最为严重的雾霾三级警报。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煤烟味,能见度极低。这次雾霾致使24000人死亡,19500人患病住院[ 《德国坚持实行统一欧盟排放标准》,中国行业研究网,2014年2月11日。]。德国绿党及大部分环保团体发表声明称“雾霾危机”是环境、能源和交通政策多年疏忽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发挥鲁尔工业区内不同城市的优势,因地制宜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行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例如德国政府1989年制订了“矿冶地区未来动议”,近年来又着手实施“欧盟与北威州联合计划”,其目标是发挥区域优势,例如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的多特蒙德大力发展软件业,杜伊斯堡发挥其港口优势成为贸易中心等[ 参考自戎昌海的文章《德国:鲁尔工业区转型有道》,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36期。]。

  1979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导缔结的《关于远距离跨境大气污染的日内瓦条约》,强调通过各国科技合作与政策协调来控制污染物排放。此后每隔几年,在这一公约的基础上都会衍生出新的关于控制大气污染的协议条款。

  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还没有任何一部关于限制排放的法律,也没有雾霾报警机制,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威胁缺乏深刻认识。1971年,大气污染治理首次纳入联邦德国的政府环保计划。1973年,德国电视一台播放了沃尔夫冈·门格斯的电视片《雾霾》,播放后就在德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德国政府和民众就加强大气污染治理达成了共识。1974年,德国第一部联邦污染防治法正式生效,SO2、H2S和NO2开始执行更严格的污染限值。1979年1月17日上午,西德意志广播二台突然中断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分别用德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南斯拉夫语紧急通知鲁尔工业区西部地区民众,空气中SO2含量严重超标,德国历史上首次雾霾一级警报就此拉响。

  回过头看,德国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艰巨和复杂,不仅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还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鲁尔工业区为重现蓝天碧水,过去50年在环保和转型方面花费巨大。例如,针对鲁尔工业区的煤炭价格补贴,1996至1998年,联邦政府给予主营煤炭业的鲁尔集团的补贴分别为104亿、97亿和85亿马克;在关闭污染企业、解决失业问题、治理污水、集中整治土地等方面也投入大量资金,其中仅旨在推动鲁尔工业区生态和经济改造的“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尔公园”(IBA)计划,从1991年至2000年的120个更新项目就耗资超过800亿欧元。

  1961年,德国政治家维利·勃兰特首先提出“鲁尔工业区的天空必须重新变蓝”的选举口号,他的提法在当时甚至遭到本党人士的嘲笑。线人死亡的鲁尔工业区雾霾事件。当时鲁尔工业区首次出现严重雾霾,部分地区空气SO2浓度高达5000微克/平方米,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心脏疾病和癌症等发病率明显上升。1964年鲁尔工业区空气中SO2浓度约206微克/立方米,其所在的北威州州政府颁布《雾霾法令》,但迫于经济利益和保障就业的压力,污染限值设定较宽松。当时最受企业界追捧的“环保措施”是“高烟囱”政策,即把烟囱加高到300米,降低低层大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此举虽然有效降低了鲁尔工业区大气污染的数据,但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半个欧洲为此遭受酸雨之苦,导致农作物减产、鱼类死亡,危及饮用水安全[ 刘丽荣。《鲁尔工业区如何实现华丽转身》,中国环境报,2013年7月2日]。

  德国政府在依靠行政手段控制大气污染方面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制定空气质量标准、限制排放源的排放和建立总的排放限值。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行动计划,包括全面考虑各种污染因素如燃料质量和原料,根据现有技术的单源制定排放限值,而对于小源(乘用车)的型式试验如大型工厂和道路工程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制定跨境大气污染管制政策,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制定符合各自地方实际情况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等。只有依据法律制定广覆盖、约束性强、符合地方实际的行动计划,才能保证其确实发挥实际效果。

  排放可吸入颗粒物几乎人人有份,减少排放自然人人有责。为此,德国非常注重采取一些“软措施”,如呼吁民众节能减排,使用节能家电,在家不要乱烧树叶和木头,选择节能减排的采暖方式如天然气集中供暖,出行多搭乘公共交通或骑车,主动选择使用可再生能源,私家车尽量选择排量小、污染小的车辆等[ 参考自郭洋的文章《德国:百个空气清洁计划在行动》,新华网,2013年1月15日。],尽量减少因为生活生活方式等原因造成的有害气体和颗粒物排放。德国高度重视下一代的环保教育,向每个人宣传环保是生活习惯的理念,让肆意排污的行为没有生存的土壤。通过长期持续的宣传教育,德国民众的环保观念大为增强,德国联邦环境部公布的民调显示,92%的德国人认为环境保护很重要,87%的人表示由于担忧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必须使自己的行为有利于环保[ 参考自郑汉根的文章《德国:环保意识深入人心(他山石)》,市场报,2005年03月4日。]。

  鲁尔工业区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还得益于欧共体的统一环境政策。由于空气是流动的,人们意识到空气净化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防治大气污染需要国际合作。1979年,《关于远距离跨境大气污染的日内瓦条约》为区域大气污染控制做出规定。上世纪80年代初,欧共体制定了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限值,不再只针对周边大气的污染物浓度,而是直接针对废气本身。加高烟囱的做法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企业必须配备过滤装置或净化设施,才能有效减少有害物质排放。截至1988年,鲁尔工业区80%的发电厂安装了烟气净化设备,不符合排放标准的发电厂在1993年之前全部关闭。1999年,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签署了《哥德堡协议》,要求共同减少排放规模。2005年1月1日起,德国实行统一的欧盟排放标准。例如,粒径小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值应低于40微克/立方米,日平均值应低于50微克/立方米。如出现日平均值高于该值的情况,每年不得超过35天。2010年德国将欧盟关于PM2.5的规定引入本国,争取到2020年将PM2.5年平均浓度降至20微克/立方米以下[ 参考自王志远的文章《德国鲁尔工业区污染警报是如何解除的》,经济日报,2014年2月10日。]。

  目前德国及各地已出台8000多部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雾霾和大气污染治理。联邦环境部相关网站上可查询到各地区甚至某企业的排放信息,接受公众监督。根据法律,一旦企业造成空气质量问题,公民有权要求相关机构对企业进行调查,要求他们根据法律更新完善装置,如果问题仍旧没得到解决,相关机构有权让企业停业。

  长期有效的治理工作让鲁尔工业区的雾霾治理取得了巨大成效。据鲁尔工业区所在的北威州环境部门统计,1964年,莱茵和鲁尔工业区空气中SO2的浓度约为206微克/立方米,而在2007年下降到8微克/立方米,降幅达97%。空气中悬浮颗粒物浓度在1968年至2002年间也出现明显下降,2012年鲁尔工业区所有空气质量测量站中PM2.5年均含量最高只有21微克/立方米[ 参考自王志远的文章《德国鲁尔工业区污染警报是如何解除的》,经济日报,2014年2月10日。]。

  德国鲁尔工业区雾霾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燃煤造成的大气污染和“逆温”天气。1961年,鲁尔工业区共有93做发电厂和82个炼钢高炉,每年向空气中排放150万吨烟灰和400万吨二氧化硫[ 参考自王志远的文章《德国鲁尔工业区污染警报是如何解除的》,经济日报,2014年2月10日。],这些大气污染物在空气中悬浮,并因为高空气温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的出现,使得大气层低空的空气垂直运动受到限制,难以向高空飘散而被阻滞在低空和近地面,从而形成了雾霾。

  1962年鲁尔工业区发生雾灾之后,德国各州纷纷出台雾霾管制条例,规定出现雾霾天气时,政府可要求企业停产、车辆停驶。1964年北威州颁布了《雾霾法令》,设定了大气污染浓度的最高限值。1974年,德国出台了《联邦污染防治法》,针对大型工业企业进行法律约束,为其制定更严格的排放标准。该法律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已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痛定思痛后开始了治理雾霾的道路,但由于德国需要重点控制的大气污染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烟尘和粗尘,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SO2和氮氧化物,90年代中期逐渐重视臭氧,近年来又新增了PM2.5,给雾霾治理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因而,德国治理雾霾线世纪末,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反弹和出现各种新的情况而持续采取制定新举措。幸运飞艇历史记录:江苏明盛化工有限公司技术副,可见,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导致雾霾出现的不同污染源,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持之以恒地加以推动是必由之路。

  调整产业结构是帮助德国鲁尔工业区摆脱雾霾的主要手段之一。鲁尔工业区兴起于19世纪中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依赖煤炭、钢铁、化学、机械制造等重化工业发展,“偏重”的产业结构带来了雾霾等严重的大气污染。20世纪60年代,鲁尔工业区开始进行调整产业结构与布局,发展第三产业并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鲁尔工业区的变革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参考自刘新宇的文章《评论:治理雾霾还需对症下药》,中国环境报,2013年12月30日。]。

  时刻监控雾霾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采取临时性措施,对于防治污染和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意义重大。为此,德国逐步建立了包括鲁尔工业区在内的全德空气质量检测站点,一旦某地区超标,当地州政府就与市、区政府合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对部分车辆实施禁行或者在污染严重区域禁止所有车辆行驶,限制或关停大型锅炉和工业设备,限制城市内的建筑工地运作,注意避免燃烧木头、焚烧垃圾等行为,控制非生活必需工业产品生产[ 参考自《德国:“空气净化不是一国的问题”》,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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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对于空气质量的管理首先是从法律层面把关。德国在制定空气净化法律法规方面主要有3个里程碑,分别是1974年的《联邦污染防治法》、1979年的《关于远距离跨境大气污染的日内瓦条约》和1999年的《哥德堡协议》。

  从整个德国的情况看,德国联邦环保局的报告显示,自1985年以来,德国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逐步减少,NO2超标地区面积不断缩小,SO2浓度已由警戒值明显降低并连续多年保持在正常范围,臭氧浓度也呈现逐步正常化趋势。德国政府还采取了多项长效措施巩固并强化大气污染治理所取得的成就。

  在德国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年代,以煤铁重工业著称的鲁尔工业区工业快速增长给当地带来了巨大发展,但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未经过滤的工业废气会对健康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鲁尔工业区的雾霾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被成功治理。

  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强有力的科研基础支持,为此鲁尔工业区积极发展科研机构,已发展成为欧洲大学密度最大的工业区。除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外,每个大学都设有“技术转化中心”,形成了一个从技术到市场应用的体系。同时,政府鼓励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以发挥“群体效应”,并对这种合作下进行开发的项目予以资金补助[ 参考自王志远的文章《德国鲁尔工业区 城市转型发展的样本》,经济日报,2013年07月31日。]。

  20世纪60年代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制订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方案,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对传统产业进行清理改造,投入大量资金来改善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兴建和扩建高校和科研机构、集中整治土地,为此北威州政府1968年制定了第一个产业结构调整方案——“鲁尔发展纲要”[ 参考自吕鸿的文章《“煤·钢·啤酒”的变迁--德国鲁尔工业区转型之路》,人民网,2005年12月5日。]。

  自1991年柏林出现最后一次“雾霾”事件后至今,德国再也没有拉响“雾霾警报”。这是德国各方雾霾治理措施更加严格和完善,前期持续的治理行动取得了实质效果的结果。

  五、德国及鲁尔工业区治理大气污染对中国的主要启示[ 参考自李山的文章《根除雾霾非一日之劳——德国50年清洁空气经验介绍》,科技日报,2014年01月21日。]

  人们对环保的认识总是与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德国的大气污染治理也不例外。从19世纪的工业化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持续了100多年几乎不加任何控制措施的废气排放过程。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也未引起德国重视,因为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恢复期,发展经济才是第一要务[ 李山。《根除雾霾非一日之劳——德国50年清洁空气经验介绍》,科技日报,2014年01月21日]。

  截至目前,德国联邦和各州共设有643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这些监测站点各有分工,形成一个完整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其中,联邦环保局的监测站点有7个,选址远离城乡地区,主要负责按国际公约和欧盟法律来监测未受人类生活影响的空气质量状况,而各联邦州的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则在城乡地段按层次进行布局。德国各地监控网点的监测数据在网上一目了然,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了解到当日和近日的空气质量,包括可吸入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及臭氧等具体指标,并可预测未来几天的空气质量状况[ 参考自王志远的文章《德国鲁尔工业区污染警报是如何解除的》,经济日报,2014年2月10日。]。

  大气污染治理重点是有针对地减少和避免大气污染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有害影响,故治理大气污染追求实效最重要,必须直接针对污染源本身来限制和采取措施,不能寄希望于转移污染排放地或片面追求个别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数值达标。前者可以回顾过去数十年高污染企业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地区转移的事实,而后者则源自于鲁尔工业区加高烟囱,降低了当地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数值,却导致半个欧洲下酸雨的恶果。

  1999年,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共同签署《哥德堡协议》,为硫、氧化氮、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氨等主要污染物设定了相关的排放上限。根据该协议,到2010年,德国要完成SO2排放减少90%、氮氧化物排放减少60%等目标[ 郑红,《德国如何走出空气污染》,人民网,2013年0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