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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畏罪自杀者特别多

  11月27日,在出席首都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个无产阶级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一个月后,“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

  1968年2月,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相继接见了吉林省群众组织代表、专案组部分人员和军队代表。康生说:“要提高你们的敌情观念,这一点,东北的同志要特别注意,你们想想,你们面临着苏修、朝修,苏修的特务活动,朝修的特务活动,在你们那个地方有长期的基础。这一点要引起你们很大的警惕。”

  长春人民大街与解放大路交会的地方,曾有一座伪满时期的建筑。解放后,幸运飞艇计划:天然气荒煤企受益 煤化工技术人才,一直是省军区的干部轮训队,60年代初,我还在那里看过一部叫做《铁窗烈火》的电影。前些年,这里是市政协的办公楼,现已拆除。而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的1968年,曾一度成为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所在。

  看着左邻右舍忧心忡忡的家长们,真为家里摊上事的伙伴们发愁,担心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一年,我对“清理阶级队伍”的印象深刻,因为它所波及的家庭,所涉及的人和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一个个熟悉的人接二连三地出了事,甚至我的老师也成了“中统特务”。在那些饱受隔离审查、关押打骂之苦的当事人看来,更是一场令人惊惧不已的噩梦。

  从这些背景资料中,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采取军、工宣队进驻的办法,发动群众,把“”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大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是“”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

  5月19日,毛主席在看了姚文元送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作了批示,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68)74号文件转发了和这个经验材料,号召全国各地根据,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此后,中共中央把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入这些单位的军宣队由8341部队组成)作为“斗、批、改”(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三大任务)的样板。

  1967年的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了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理论根据。

  表面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有些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邻居家的张博文,一个吃饱了饭爱哼两段京剧的老张头,那几天没有了动静,问他儿子才知道,他爸进学习班(实际上被隔离审查)了。过了二十来天,老张头回来了,脑门上贴着纱布。那脸就没开过晴,常把他的两个儿子(有一个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打得鬼哭狼嚎。打那以后,再没听他唱过京剧。

  不久,有人来抄蔡大胡子家了。蔡大胡子是转业军人,上过朝鲜战场,是电台技师,转业后分到本市无线电某厂。蔡大胡脾气暴,军人性格不改,技术好,又傲气,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结果得罪了一些造反派,运动来了,哪有他的好果子吃,就给他定了个“特嫌”,怀疑他在电台上干过,与“朝修特务”有联系。老蔡哪里受过这个,结果没少挨揍,腿都打折了,也没服软。接着就是上门抄家,恨不得抄出个“密电码、发报机”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抄出来,拉走了一个汽油桶,说是“公家”的。蔡大胡子被关了一年多,回来时,还拄着双拐。

  三四月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他说:“无产阶级,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1968年的3月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长春人像过年一样,按照那个特殊年代的惯例,顶着料峭的春寒,高举着标语牌、红宝书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年初以来,两派的大联合解除了派系间明火执仗的对垒,枪炮声被锣鼓声、鞭炮声取代。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们心情格外好,倚在院墙上叨咕:“这下子可消停了,上街买菜啥的,用不着担心枪子儿崩着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上一年的8月初,本院邻居老曾就被流弹击中肩膀,如果错出一米,恐怕就击在我身上了,因为当时我们正围成个圈儿闲聊,伴着骤起的枪声,消磨炎夏的傍晚。

  记得那年夏天,在市图书馆的东侧,由几位“执勤”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群众称为“群专队员”)押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说是在公园里搞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被执勤者发现,因此把他们扭送群众专政指挥部。在扭送的路上,沿街群众不知从哪里来的“义愤”,拳脚相加,一直打到那个“群专”的大楼前。

  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张巨光,在无休止的交代问题和批斗之后卧轨自杀,时年39岁。在他短暂的十几年电影艺术生涯中,曾参加了《平原游击队》(饰老勤爷)、《画中人》(饰老渔翁)、《刘三姐》(饰阿牛爹)、《上甘岭》、《兵临城下》等30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地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他还为70多部外国影片配音,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那个时候,只要提起“群众专政”,就会想到那些身穿黄军装、手拎铜头皮带的男男女女,那皮带不是用来扎腰的,而是用来打人的。

  仅就“清队”运动发生的背景而言,笔者从当年的有关资料和公开报道中引述与整理了一段文字,或许能够描摹一个大致的轮廓。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居委会“清队”批斗会的场面,这大概是当年清队时最“文明”的一幕了。更多的被“专政”对象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随时要准备去参加各种批斗会,挨打受骂就成了家常便饭。

  我家当年居住的大院,紧邻着东北人大的东篱笆墙,西去约一里开外,即是东北人大关押牛鬼蛇神的“专政楼”,时常看见“群专”人员押着那些黑帮们出去“劳动改造”。居委主任和我妈说,这样的“专政楼”现在每个单位几乎都有,街道的老于头也被揪出来,隔离审查了。

  1968年5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的干警们,被集中于公主岭办学习班,揭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主管政治侦查工作的副局长安彬,被诬为“里通外国”、“资敌通敌”,大会批判,小会围攻,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由不得你据理争辩,最后,又被加以顽固不化的罪名,蒙冤而逝。自杀者试图寻求一种解脱,但绝不会得到专政机关的些许同情。许多群众专政组织关于“清队”政策的条文中有这样的解释:“自杀就是叛变。凡自杀人员及家属一律没有抚养费(应为抚恤金——笔者注),自杀人员中党员、团员、工会会员的处分,幸运飞艇历史记录:无须弱电施工:复杂环境化工,到运动后期处理。”

  这一年四五月间,东北人民大学的校园“乍暖还寒”,两处不大的水泡已经解冻,常能捞出一些零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子弹,这显然是那些参与武斗的造反派偷偷抛弃的。我家后院一个学生还在树趟子里拾到一支“五一式”手枪,上缴给居委会。这些情况表明,接踵而来的运动已经在那些与“清队”有牵扯的人群中引起了恐慌。

  这一年,“畏罪”自杀者好像特别多,组织出版的大报、小报或谓之“抗拒思想改造,罪有应得”,或斥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那时,我已经休学在家一年时间,集体大厨房临时变成批斗现场,里面坐满了老头儿老太太和一些家庭妇女。我进去时,几个小学生正在给挨斗的老头上“政治课”,念毛主席语录。这些老头老太太和家庭妇女们,多是来看热闹的,又不知道老于头是犯了啥罪,还有不少和老于头过去打过照面,对已经是“阶级敌人”的老于头恨不起来,结果闹得嘻嘻哈哈,很不严肃。坐在前面的老张头生气了,走上前去,照着老于头就是两个耳光,说:“你过去吃香的,喝辣的,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过去的老地主,把杨白劳都逼死了,就是你这号的人。你到底认不认罪?”人群里一片哄笑,有人说,那是电影吧。老张头瞪了那个人一眼,继续发威风。老于头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念叨:“我,没犯啥罪哟!”老张头狠狠地按他的头,说:“妈拉巴子,你没罪,也得认罪!”老于头恨不得把脑袋塞到裤裆里,连声地说:“我认罪,我认罪!”最后大家振臂高呼:“打倒老于头!打倒老王头!”算是取得了批斗大会的圆满成功。

  “清理阶级队伍”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危害大,究竟牵涉多少人,他们后来的结果怎样,那些丧失人性的加害者又都是怎样的下场?难以作一个准确的分析。

  长春市的公检法机关在1967年初被“砸烂”后,长春市公安局成了两派争夺领导权的焦点。为了防止更大的动乱发生,在那年的4月17日,驻长部队对公安局实行了“军事管制”。军管会代表的第一次讲话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声称和其中的一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结查酿成了“六一五”冲击公安局军管会事件。后来,“清队”运动兴起,市公安局军管会把全市的公安干警都集中到了公主岭办“学习班”,这时,全市大大小小的单位,街道居委会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再后来,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人思想宣传队开进机关、学校,管起了“上层建筑”。长春市的“清队工作”,就是靠一些解放军、工宣队员和群专人员来进行的。

  一天,街道居委会押来一个糟老头,说是被罢了官的某副省长的哥哥,弄到居民点上批斗。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老于头,是原来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为了造成声势,把邻居王锡久也拉去陪斗。老王头是地主出身,在军区曾当过招待所长,据说是有点经济问题,戴过坏分子的帽子,一有运动,就要拿他去“闯堆儿”(充数)。

  5月31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51号文件,要求省内各地按照和中央通知精神,“遵照毛主席一贯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隐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推动无产阶级不断深入发展”。7月8日,《吉林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号召全省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省革委会仿效北京“六厂二校”对敌斗争的经验,在省内推广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长春制药厂、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学校等单位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先进经验。(见1968年7月8日至7月13日《吉林日报》)。社论指出:“他们(指省内“三厂二校”)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必须把深批和深挖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车间、班级开展革命大批判,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重要途径。车间、班级范围小,对揪出来的敌人看得见、识得透,靶子离得近,流毒肃得清,容易把上下敌人穿成串,把上下反动观点连成线,做到上挂下连,批透批臭。这样的革命大批判,就能越搞越深入,越搞越扎实,彻底把阶级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尸体是由公安人员解下来的,法医对尸体进行了例行检查,然后用车拉走。后来听说上吊者是某设计院的技术员,在刚刚开始的“清队”运动中受到触及,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终结生命。

  一天早上,亚宾叫我同去人大校园里抓觅食的“老野”(野鸽子)。跑到人大校园时,老远即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棉大衣的人,像是站在一个高岗上,低着头,四周围满了人。那里紧靠着一块用铁丝网圈起的荒地,有一个破旧的地窨子,常年挂着“勿靠近,生命危险”的木牌,大概是一处贮藏放射性物质的地方吧。我们走近时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个人吊死在杨树上。

  5月15日,《吉林日报》发表社论,称“革命大批判深入下去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炮口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准他们庇护下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就是把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他的帮凶、爪牙、喽罗们的反革命罪行联系起来,深刻地进行批判”。